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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之惑

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人物质更丰裕，但是比下有余，比上不足。他们在上行的中国社会里锐意创新、开拓进取。他们的幸福，折射着中国发展青春期的机遇；他们的焦虑，体现了中国法治改革期的烦恼。他们没有明确的界定，你不确定他们是谁，但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和位置，他们就是中国的“中产”。 

何为“中产”？

“中产”全称“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层”。由于“阶级”一词在中国语境中意识形态意味过重，官方更多愿意使用“中等收入群体”来代替西方语境中的“中产阶级”，我们在这里统称“中产”。

 “中产”是一个很难定义的词汇，它通常是指位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一群人。他们并不贫穷，但又不是大富大贵，他们比下有余，比上却不足。在经济研究领域，“中产”特指个人财富位于一个范围区间的一群人。以美国为例，通常将“中产”定义为财富在5万美元和50万美元之间的个人。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产”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已然得到满足，开始追求中等层次的安全需求及更高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

中国进入“中产”时代？

2015年10月13日，瑞士信贷银行发布《2015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的“中产”人数已达1.09亿人，超过美国的9200万人，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瑞士信贷认为，个人财富在5万美元和50万美元之间的美国人属于“中产”，他们“有恒产、有恒心”，能够承受暂时的“经济厄运”，能从长远考虑问题。因此，以购买力平价进行汇率换算后，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你的个人财富在17.63万到176.3万元（包括所有房产、股票、存款等），你就是中国庞大“中产”大军中的一员。麦肯锡甚至估计，中国三分之二的城市家庭已跻身中产行列。到2022年，75%以上的中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将达到9000至34000美元。

这一结论旋即引发质疑。一部分人认为该报告仅进行绝对值的对比没有意义。中国“中产”总数只占中国成年人总数的10.7%，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的38.8%、59.5%。因此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富裕国家没有说服力。

还有观点认为，单纯对比经济收入毫无意义，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需要通过一个由收入、消费、职业、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标准综合起来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对很多中国人来说，17.63万到176.3万元的财产还不够购买一套用以安身立命的房产，更别说承受暂时的“经济厄运”。换句话说，瑞士信贷降低了中国“中产”的门槛，1.09亿中国人中有很多是“被中产”了。

抛开种种争议，改革开放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中产”群体已经是社会共识。据统计，中国的“中产”主要集中于城市，特别是“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在北京，符合“中产”相应条件的人约占就业人口的30％；在上海，符合条件的人约占就业人口的25％。这就是说，在北京大约有229 万的人有条件成为“中产”，在上海大约有221 万的人有条件成为“中产”。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有条件成为“中产”的人超过20％。在这些人当中，大约3％是私营企业主，31％是党政领导干部、经理人员和中高层专业技术人员，19％是工商个体户，47％是白领职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物化的“中产”想象

最近几年，“中国梦”的提出激活了人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情，唤起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构想及主流媒体对“橄榄型”社会的呼唤，促进了全民对“中产”的多方位想象。国内由此涌现出了一批迎合大众对“中产”阶层想象的都市情感片如《杜拉拉升职记》、《中国合伙人》、《小时代》等，屡屡斩获票房佳绩。影片主人公或高居外企要职，或贵为富二代，是兼具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高富帅”和“白富美”。影片中不时体现气势恢宏的办公大楼、时尚靓丽的宣传广告、闪烁迷离的夜景、昂贵奢华的轿车、大腕云集的晚会、温馨雅致的咖啡馆等，营造出现代化都市空间与流动性消费符码，很好地满足了大众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中产”的现代化想象，也折射出了中国“中产”在寻求身份认同与缓解焦虑过程中的消费主义倾向。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例，杜拉拉上班的第一天，公司高级秘书海伦就给她上了生动一课：“在公司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经理以下级别叫‘小资’，其实也就是穷人的意思，月薪不超过4000 元。经理级别算是中产阶级，有自己的私家车，年薪超过20 万。总监级别是高产阶级，年薪超过50 万。总裁呢，年薪超过百万，是标准的富人。”影片以分割画面的形式，配以海伦的叙述，形象展现了不同阶层大相径庭的物质生活方式。杜拉拉的升职过程，仅借助说明性字幕显示其职位、月薪的变化，从行政秘书到经理，从月薪3000 到25000。杜拉拉的“成功”更多体现在“拥有物”的外在变化，从淡妆到浓抹，从休闲服饰到高档时装，从随意马尾小辫到多变长发型，鞋子也从平跟、中跟到细长高跟，交通工具更从公交车、地铁到豪华私人跑车。杜拉拉“升职”的每一步都借助“物”来加以体现。

显然，如此这般的“中产”生活想象太过物化。正如有研究者断言的那样：“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伴随着全球消费主义的流行，人们对财富、地位、幸福的渴望与诉求透过实实在在的物质消费终于落到了实处，消费也因此成了指认和区隔“中产”阶层的重要途径。生产的社会已经被消费社会所取代。”

时代焦虑与价值重构

当人被物化、消费被符号化时，成功便不可避免的简约为财富拥有量的多少。然而物质消费从来都不是竞争和焦灼状态下“中产”寻求身份认同与缓解焦虑最为便捷有效的途径。据统计，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客观事实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着两三百年的西方民主进程；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却有着突飞猛进的特点，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价值观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却又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我们仅用30多年的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其中的焦虑和抑郁可想而知。

全球个案研究集团益普索在2014年发布的《中国中产人群生活质量研究》报告得出结论：中国内地中产人群的整体幸福感评价得分仅为6.78分（满分为10分），与收入水平显然并不匹配。一部分已经身为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人，因为缺少足够的安全保障，承受着巨大压力，担心个人财富和现有的生活水平随时因为大病、股灾、突发事故等意外或职场上的失败而被迫降级；与此同时，“中产”边缘人群则因未能达到令其满意的生活状态而焦虑不已。另外，还有95％的“中产”认为缺乏“食品安全”，34％认为缺乏“交通安全”，29％认为缺乏“医疗安全”，23％认为缺乏“个人隐私安全”和“人身安全”，21％认为缺乏“财产安全”，20％认为缺乏“劳动安全”。

有人这么形容：中国“中产”，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的职业没有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没有确定的法律保障。他们一步一步向上爬，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这正符合临床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揭示的事实：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隐忧和焦虑部分源于未能充分满足的物质欲望和对未来缺乏安全保障，而这种心态又刺激了更强烈的物质主义倾向。

那么，“中产”究竟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美国白宫2010 年发布一份报告,勾勒出美国人心中的“中产”阶层生活几大标准：有未贷款的房产、有中等价位的车、孩子上大学、有让人放心的医保和养老保险，偶尔的家庭旅行等等。具备这种生活状态的人，一般都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等等。

可见，“中产”远不是一个物质符号代码，还包含个人价值体现、精神状态以及更多内容。中国“中产”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他们正在着急地确认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包含的种种含义。他们希望寻找一种属于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趣味，这其中所包含的本不完全是金钱，也包含着一种信仰和价值观。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钢高级中学）